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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司法解散的程序困境及路徑選擇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2年11月30日 【字體:

           一、我國公司司法解散的程序困境 在我國二零零六年公司法修訂時,立法者從域外泊來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此泊來品在我國社會環境下生長情況如何,筆者以其遭遇的程序困境為視角析述之: 就司法解散之訴的性質而言,訴的傳統理論上其無非就是侵權之訴抑或違約之訴。假定其
一、我國公司司法解散的程序困境   在我國二零零六年公司法修訂時,立法者從域外泊來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此“泊來品”在我國社會環境下生長情況如何,筆者以其遭遇的程序困境為視角析述之:   就司法解散之訴的性質而言,訴的傳統理論上其無非就是侵權之訴抑或違約之訴。假定其性質為侵權之訴,但在提起司法解散之訴時,原告股東的利益并未受到現實的損害,哪怕是輕微的損害,根據傳統訴訟法理論和民事損害賠償理論,在實際損害尚未產生時提起侵權之訴在侵權法上是得不到支持的。有學者為了調和司法解散之訴與傳統理論的矛盾,提出“期待權”落空理論。筆者認為“期待權”落空理論只能作為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法理基礎,不能對公司司法解散之訴的性質做出完美的解釋。因為“期待權”存在著無法量化的缺陷,尤其是在公司治理這一抽象的法律語境下。如果將司法解散之訴定性為違約之訴,那么可以把“公司僵局”理解為與公司存續相關的“合同束”無法正常履行[1],從而產生對原告股東利益的可能損害。依契約理論,合同的不履行以及不適當履行既可能產生違約責任也可能產生侵權責任,外加“公司僵局”本身的復雜性,無疑從契約履行的角度對司法解散請求權的性質予以分析只能望而卻步。可見,不宜當然的把司法解散之訴列入傳統的侵權之訴抑或違約之訴,也不能限于運用傳統的損害賠償訴訟理論來套用此類訴訟的相關問題,司法解散之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2]。   就司法解散之訴的主體而言,我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但未說明是單獨持股抑或合計持股,并且未對持股時間作明確限制。這與域外通行體例不符,與司法解散制度設立的初衷不符,可能引致法官在適格原告認定方面“摸不著頭腦”。此外公司法規定(二)將公司明定為司法解散之訴的單獨被告,將相關股東列為訴的第三人。既然立法者將公司明定為單獨被告,那么公司是當然的司法裁判結果的承擔者。但一旦法院判決公司解散,公司的獨立人格將不復存在,公司怎樣承擔法律責任,股東受損害的權益如何救濟?   就司法解散之訴的管轄而言,公司法對公司司法解散糾紛的管轄問題未有涉及。按照我國民事程序法關于地域管轄的規定,除專屬管轄及協議管轄外,一般按照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侵權行為地落實管轄問題。但公司股東(筆者主張“公司僵局”情形,利益爭執股東與公司應列為共同被告)來源于各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則更為分散,如按照被告住所地進行管轄,將會導致管轄權的過于分散,引致當事人及人民法院陷入管轄權爭議之中,從而導致審判期限的延長,有違公正與效率的司法精神。若按照侵權行為地確定管轄,由于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均可視為侵權行為地,股東可以自身住所地為侵權結果發生地來選擇管轄法院,那么可能會涌出多個侵權結果發生地,亦會導致管轄權爭執。而采取履行地為標準落實管轄對公司司法解散而言又無從談起[3]。   就司法解散之訴中“公司僵局”的認定而言,我國公司法規定(二)將公司經營管理狀況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的情形界定為英美法中的“公司僵局[4]”。但“公司僵局”的認定離不開專業的知識和經營管理經驗,對僅涉足法律領域的法官不能不說是勉為其難。   就司法解散之訴的啟動而言,我國公司法規定,請求公司司法解散的股東需用盡其他途徑方能提請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此處的“用盡其他途徑”是指用盡公司章程、公司法項下的救濟,還是指用盡包括調解、仲裁等程序在內的非訴程序的救濟,抑或兩者兼指。可惜立法者并未給出回答,這無疑給司法解散之訴啟動裁判的不統一種下了種子。   就司法解散之訴與他訴的合并而言,在公司司法解散之訴中,股東常常附帶提出或通過訴的追加的方式提出其他訴訟請求,如解散之訴與侵權之訴、解散之訴與違約之訴、解散之訴與公司的反訴等合并提出的情況。在司法實踐中,各地的做法不盡一致,但多數情況下是駁回股東的其他訴訟請求,告知當事人另行起訴。引人深思的是司法解散之訴與其它的訴訟請求能否合并審理,哪些可以合并審理,與之相關的程序問題如何解決,當下學界莫衷一是[5]。   二、域外公司司法解散程序的比較分析   域外國家公司司法解散的程序一般區分為公法意義上的解散程序和私法意義上的解散程序。前者是指為了保護公共利益需要而提請法院解散公司的程序,后者是指為了保護特定的私人利益而提請法院解散公司的程序[6]。國外的公法意義上的司法解散類似于我國的行政強制解散程序[7];私法意義上的公司解散類似于我國的公司司法解散程序。限于手中材料有限,很難對域外各國公司司法解散的具體程序設計展開比較研究。筆者選取英國、美國、韓國三國公司司法解散程序之類型設計比較分析之:   1、盡管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濫觴于英國,但英國并未明確區分公法意義上的司法解散程序和私法意義上的司法解散程序,立法上僅根據保護法益的不同規定了不同的請求解散主體和解散事由。英國《一六九七年公司法》和《一九四八年公司法》規定貿易部和檢察長或按該法被授權的人,可就公司的解散向法院提出申請。這類似于公法意義上的司法解散程序。此外,《英國一九八六年破產法》第一百二十二條、一百二十四條條規定,任何少數股東,甚至是單個股東均有權請求法院解散公司,但原則上他應當持有公司股份連續六個月以上。如果法院認為解散公司是公正和衡平的,便可頒發公正合理清盤令。可見,英國公司法上私法意義上解散程序(類似我國的公司司法解散)對提請司法解散的主體未作嚴格的限制;且未設置任何的前置程序預防股東濫用訴權情形的發生。筆者認為斯等規則設計,蓋因有私法自治的考量,實則完備的陪審團制度使然。司法裁量權乃內置事實認定權與法律適用權的統一體。在英國,事實認定權為陪審團成員左右,陪審團成員乃來自社會各領域的專家。由此保證了“公司僵局”認定的準確性與嚴格性,進而避免了股東濫用訴權情形的發生。   2、美國《統一公司法(修訂本)》和部分州法規定:如果能證實公司對其要遵照執行的組織章程是通過虛假手段取得的,或者公司己在繼續超越或濫用法律授予的權限,“檢察長”可以以公訴人的身份起訴,要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并將公司的執照吊銷。這是一種類似于公法意義上的司法解散。此外,該法第十四章第三分章確認了法院可以解散一家公司,如果公司的股東向法院提起了解散公司的請求,并且證明以下事實中的任一項:(一)董事在經營公司事務時陷于僵局,股東沒有能力打破這一僵局,并且不可補救的損害正威脅著公司或公司正遭受著這一損害,或者正因為這一僵局,公司的業務或事務不能再像通常那樣為股東有利的經營,類似于國內學界舶來的“公司僵局”。(二)董事們或者那些支配著公司的人們的行為方式“曾經是”、“正在是”抑或“將會是”非法的、壓制性的或欺詐的,類似于國內學界的“公司壓迫”;(三)在投票力量上股東們陷入僵局,在至少兩次年會的會期內不能選出任期己滿的董事的繼任者,類似于國內學界泊來的“公司僵局”;(四)公司的資產正在被不當的濫用或浪費;類似于國內學界的“公司資本困境”[8]。這些都屬于美國公司法上比較典型的私法意義上司法解散。與我國當下的司法解散的制度相比,美國公司法規定的司法解散的情形更具體,更易于操作。   3、韓國公司法根據解散事由以及有權引起解散程序的主體不同,將公司法解散公司的程序分為解散命令和解散判決。第一,解散命令,主要是指基于公益性理由而不能允許公司存續時,法院可以命令其解散的制度。在符合以下三種情形時,法院不僅可以根據利害關系人的請求,還可以根據檢察官的請求或法院的職權發布解散命令:(一)公司設立目的非法;(二)公司無正當理由設立后一年之內未開業或歇業一年以上;(三)董事或者執行公司業務的股東違反法令或章程,實施不能允許公司存續的行為。解散命令是一種公法意義上的司法解散,類似于我國的行政強制解散。第二,與解散命令不同,解散判決是指當公司的存續危及股東利益時,股東可依法請求院判決解散公司[9]。解散判決是一種私法意義上的司法解散,類似于我國的司法解散制度,為保護股東私益而設。   三、公司司法解散程序的路徑選擇   1公司司法解散之訴為形成之訴(變更之訴)。   傳統理論根據訴的請求權不同把訴分為侵權之訴與違約之訴,但司法解散之訴既不屬于侵權之訴也不屬于違約之訴,用傳統理論解釋解散之訴存在先天性欠缺。筆者認為司法解散之訴的結局是變更或解除公司既有的法律關系,性質宜定性為英美法上的形成之訴[10]。公司是各種法律關系交織而成的綜合體,解散公司意味著既有公司法律關系的全部終止,這是與解除合同相似的訴訟,只不過他所解除不是某一個法律關系,而是與公司組織體相關的全部法律關系[11]。   2公司司法解之訴的管轄。   確定公司司法解散案件的管轄權,首先確保案件裁判的公正,司法解散案件要區分具體情形分別交由不同級別的法院管轄。其次要考慮司法效率,既要便于當事人參與訴訟以最大限度的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又要便于法院開展工作。綜合上述兩項因素考慮,筆者認為司法解散案件的地域管轄應是公司所在地的法院,但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12]。由于公司司法解散所涉財產數額較大、程序事務繁瑣,筆者認為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破產案件級別管轄的意見》確定司法解散案件的級別管轄即: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縣、縣級市或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準登記的公司解散案件,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地區、地級市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準登記的公司解散案件。為克服地方保護主義,上級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對公司財產龐大或當地法院有地方保護主義行為的案件進行提審或指定其他同級法院審理。   3公司司法解散之訴的適格主體。   任何訴的主體都包括原告與被告,當然公司司法解散之訴也不例外。我國公司法明定: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方可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公司法規定(二)明定:公司司法解散之訴的被告為公司,相關股東可以列為第三人。   但是有的學者提出公司法對原告的限制過于寬松,這與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設立的初衷相背離,并提出通過持股時間、持股比例進行嚴格限制原告的資格。筆者認為我國公司法規定“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應擴張解釋為單獨持股與合計持股兩種情形,做這種擴張解釋與私法領域“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法律精神也是契合的。立法者出于法律條文的簡要概括性要求,才沒有明定上述兩種情形。至于時間上的限制,筆者認為僅需司法解散之訴訴訟系屬發生時持有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即可,因為如果對持股持續時間進行限制:一則不利于充分保護公司股東的合法權益,二則可能會剝奪部分成立時間短而陷入“僵局”的公司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   同樣,公司法規定(二)對公司司法解散之訴被告的規定也引致了學者的極大非議。但筆者認為判定被告適格與否應區分公司僵局、公司壓迫不同情形。公司僵局指在公司存續過程中,由于股東或董事之間發生分歧或糾紛,且彼此不愿妥協而處于僵持狀態,導致公司有關機構不能按照法定程序做出決策,公司的一切決策和管理機制都陷入癱瘓。在出現公司僵局時,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因對方的拒絕參會而無法有效召集或任何一方的提議都不被對方接受和認可,即使勉強能夠舉行會議也無法通過任何議案。公司壓迫往往是指一個公司中控制股東仰仗其股權的相對或絕對多數,其在公司重大事項和經營決策中的優勢地位,嚴重損害小股東的利益,使矛盾激化造成雙方的對立,影響到公司繼續經營的情形。學理上股東基于公司壓迫可以訴請解散公司對自己的權利予以救濟,但其不同于因“公司僵局”而引起的解散之訴。因為在公司壓迫的情形下,控制股東擁有可使決議通過的表決權,盡管小股東反對決議,但決議仍可通過,公司仍能夠照常運轉,此時并沒有形成公司僵局,公司依然具有行為能力。因此,因“公司壓迫”而引起的司法解散訴訟將公司列為被告是可行的。而公司僵局則不同,一般來說,公司僵局主要是由于股東之間或者公司管理人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和矛盾而引起的,這種矛盾和沖突,導致了公司決策機制、運行機制不能正常運行,股東會或董事會因為沖突而不能召開,任何一方的提議因為對方的反對而不能獲得通過,公司的一切事務都處于癱瘓之中。因此,筆者認為因公司僵局引起的解散訴訟應定性為必要的共同訴訟,其中公司及與原告存在利益爭執的股東應列為共同被告[13]。我國公司法規定(二)將提起公司司法解散原因事實限定為“公司僵局”,進而討論“公司壓迫”的實踐意義趨微。因此在我國公司法語境下,公司司法解散之訴應為必要的共同訴訟,公司與利益爭執股東應列為共同被告。   4“公司僵局”的判斷亟需建構專業陪審團制度。   司法裁判權乃內置認定事實權與適用法律權的統一體,只有客觀、準確的認定事實才能正確地適用法律,才能維護好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實現司法終極正義的追求。但公司司法解散之訴中的“公司僵局”事實乃專業事實,離開專業知識及經營管理經驗是無法認定的。當下我國的法官只能說是法律專家,讓法官認定“公司僵局”無疑是欠妥的。那么可否將“公司僵局”的認定委托給社會上專業的中介機構,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會將原本一體的認定事實權與法律適用權人為的隔離,與司法獨立及司法終極正義追求相背離。   筆者建議人民法院建構專業陪審團應對此程序困境。陪審團成員可以自來自各行各業的高級職業經理人組成。在司法解散之訴訴訟系屬發生時,由計算機自動生成陪審團成員名單。這樣既保證“公司僵局”事實認定的準確性,又維護了司法權威性、獨立性。   5司法解散之訴啟動前的“前置程序”[14]。   公司法規定提請公司司法解散的股東要用盡其他救濟途徑,這與司法審慎介入公司治理的立法精神是契合的。可用盡其他救濟途徑中的“其他途徑”的外延又不甚明確,筆者認為“其他途徑”的外延至少包括以下兩項:一是用盡公司法及公司章程項下的內部解決途徑;二是用盡外部的非訴救濟程序。   公司的內部解決途徑包括公司章程規定的“公司僵局”處理方式及公司法規定的異議股東股份回購請求權、股份轉讓、股東直接訴訟、股東派生訴訟、股東決議撤銷請求權等。公司外部的非訴救濟程序包括調解以及第三方仲裁。此處調解指當事人基于自愿將爭議交由中立的第三方,由第三方促成當事人間的交流和磋商,以推動當事人之間和解,達成一個互相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從而解決爭議和糾紛。仲裁指公司爭議各方愿將糾紛或爭議交由中立的第三方來評判,并作出一個具有約束力的裁決,以此來破解公司僵局。在美國,通過仲裁來破解“公司僵局”是一種非常普通的做法,股東可以在公司僵局發生前約定仲裁條款,也可以在公司僵局發生后協議通過仲裁來解決糾紛以打破公司僵局[15]。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提請給第三方的有關公司司法解散的仲裁裁判結果不具有終局性。   6司法解散之訴與他訴的合并。   司法解散之訴中當事人提出多個訴訟請求的情形很多,是否進行合并審理,應在考慮訴的合并要件和司法解散之訴特殊性基礎上區別對待。   首先,依公司法的規定,解散之訴不能和針對公司其他股東的訴訟合并審理,但筆者認為若針對利益爭執股東提起的訴訟是可以合并審理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征求意見稿)第四條明定:股東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解散公司,應當以公司為被告,以公司的其他相關股東為第三人。正因立法對解散之訴主體的錯誤界定,引致法院在審查時,對此類訴的合并一般不予受理,告知當事人另行起訴[16]。但筆者認為不能當然的判定解散之訴與針對公司其他股東的訴訟不能合并審理,要區分具體情形若針對與原告存在利益爭執的股東提起的訴訟是可以合并審理,否則不能合并審理。   其次,解散之訴與針對公司的其他訴訟抑或公司的反訴,如果符合民事訴訟法上規定的訴的合并條件[17]可以合并審理。   最后,解散之訴與清算之訴的合并學界也莫衷一是。有的學者反對兩者合并,理由為:第一解散之訴是訴訟程序,而清算程序時非訟程序,如果二者合并審理與民事訴訟法上傳統的訴的合并理論相沖突;第二解散之訴適用兩審終審制,而清算程序適用一審終審制,如果合并審理解散之訴的審級利益得不到維護。筆者認為從解散和清算的關系看,依照公司法的相關規定,公司解散之后,必須要進入清算程序。解散請求的目的是要求法院判定公司法律關系的終結,進入清算階段,取回自己的投資。兩個請求和和程序前后相繼,目標一致。法院一并裁決,不僅使程序連貫,也減輕了當事人“訟累”,提高訴訟效率。至于清算與解散之訴性質不同,合并可能導致當事人審級利益難以保障的問題也不足為慮。再者各國對兩者性質的認識并不一致,并無定論。即使兩者性質不同,完全可以通過程序的設置,保障當事人的審級利益[18]。   綜上,在處理司法解散之訴是否與他訴進行合并審理時,解散之訴與反訴、解散之訴與清算之訴法院可以合并審理;解散之訴與股東針對公司的其他訴合并時,法院斟酌合并審理;解散之訴與針對其他股東的訴訟要區分具體情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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